7日，2010年高考来临。
　　
　　毋庸讳言，媒体和网络，已渐渐失去臧否论说高考的兴趣。
　　
　　在某种程度上，这来源于欧美许多经济、教育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趋势造成高等教育生源不足，为保持国家竞争力（人才引进部分替代本土培养）、维持高教产业的红火，大幅降低了留学门槛。由此，助推了中国青少年出国留学比例的上升，以及严重的低龄化。可以说，留学、绿卡抑或海归荣返，已然成为比呆板的高考更有吸引力的话题，这还不用说前者一干链条催发出的商业价值，本身远远大于后者，前者更有资源和实力驱动媒体作出崭新的议程设置。
　　
　　外部动因的改变，并不足以将问题解释完全。如前所述，出国留学人数的大幅增长、低龄化，中产以上家庭越来越多的“以脚投票”，归根结底，来源于中国高考选拔方式、价值体系、改革逻辑，以及随后的高等教育培育能力都存在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存在，联系到中国经济结构由来已久的弊端（如专家所言，产业转型升级说了很多年，却还是只闻打雷、不见下雨），在旧有的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和组合方式、金融体系再也无法稳定维系之后，使中国大学的“制成品”“滞销”问题前所未有的凸显。大学教育无用论的盛行，对比前些年高教改革、教育产业化的高歌猛进，实乃辛辣而悲情的讽刺。
　　
　　颇显戏谑和悖异色彩的是，之于高考、高教改革，人人都能提出问题，包括官员在内，都明白其中弊端，但方方面面开出的药方，以及逐渐应用到决策和执行层面的改革内容，却既失却机会平等、社会公正、阶层融合流动，也并不符合优胜劣汰的效率权衡。甚至可以说，改革之频繁，显然构成了折腾，高中学生入学之初，其人、其家长、其老师竟然无从判断两年多之后怎么考试，稳定预期的破产根本无助于教育教学模式的转变。
　　
　　下个不恰当的定论，教改沦为折腾，恰恰要“归功”于改革的鼓吹和策划者。我们在批评铁路、石油等行业的时候，常常将其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实际上，堡垒何其多！但无论别的什么堡垒，都无法与教育的僵化封闭色彩相提并论。
　　
　　这个僵化封闭，一方面就是众所周知、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体系，过分强调高中和大学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矮化教育本身应当具备的塑造健全人格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在于改革路径的“求洋”、僵化和封闭——教材、教学方式、考试等选拔方式，在这些改革中，皆以美国（教育）为标杆（言毕美国说），轻率的割裂和抛弃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世界其他国家其他类型教育的有益经验，无视中国社会现实和大众心理，完全按照极少数政治、社会、教育学家认为“真善美”的价值标准予以推进……
　　
　　例如，他们认为过去的教材是被“阉割”过的，所以现在要推倒重来，另搞一套，过分强调人本主义化、去政治化，甚至连历史教科书也要将他们看来殊为“不美”的战争和中国的政治家、军事家全然回避，好像不把语文课和历史课变成闷骚文人的文集、落魄艺术家的作品展，就不是合格的教材。这些人却不知，如此又带来了新一轮“阉割”，如果我们去看美国的中小学教材，就能发现这些“二道贩子”主张的偏颇。
　　
　　再如，在高考仍然发挥着促进阶层流动融合作用的今天，教育家们以录取怪才偏才为由，大谈将国家出资的优质大学教育资格，最好尽数与高考脱钩，变成两千多年前的东汉就已成过场的推荐制。自主招生、推荐上学如火如荼的这几年，恰恰是贫困学生大学入学率大幅下降的时期，专家们又为我们解惑说，这是因为改革搞得还不到位……
　　
　　这就是说，改来改去、颠来倒去，高中-大学教育、高考已然成为市场化原教旨主义、喝过“洋墨水”专家的试验平台，其间受苦受窘的一代人，则不得不成为试验品，在最后汇集成一些抽象的数据，为下一轮改革的翻炒提供依据。
　　
　　高考，“烤”“糕”，还有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