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运衰微的上世纪，面对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很多有志之士怀揣拯救祖国之心，漂洋过海，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寻求治国良药，报效祖国，以求振兴中华。中华民族进入了变革图强的风云时期，文化艺术也在劫难逃，同样经历着时代的变革。自世纪之初，对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和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形成了不同思想观点，不同的艺术探索之路，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绘画格局，这些思想观点对中国画的发展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其不同观点的形成有各种原因：传统文化底子的厚薄不一、眼界开阔程度的不同，自身思想的不同，自身利益目的不同，自身背景的不同，在当时追求“德先生”、“赛先生”社会政治大背景下，致使部分人不加认真反思，就不负责任地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采取片面、偏颇甚至极端的否定态度，把“赛先生”捧若神明，成为衡量一切对错的标准。对于中国画的何去何从，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探索之路，其中“以西润中”，“中西融合”是最为重要的探索之路，为中国画的发展拓宽了新的思路。但也给中国未来的绘画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硬伤”。

其中 ，徐悲鸿先生是“以西润中”思想提出的代表，为开辟二十世纪新时代的绘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把西方绘画中主张客观世界是真和美作标准，科学透视、明暗立体、解剖关系的准确精到的描绘，成为判断和评价艺术作品品位高下的标准，针对衰弱的中国画人物画还是起到了振奋作用《龙瑞　2008年3月 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　第二期》，他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论点，则是当时社会对西方科学之功用的狂热崇拜心理在艺术上的不自觉延续《2004-12 美术观察家　“中国画”与“水墨画”：本土绘画的现代遭遇》西方绘画的科学性、技术性、理性在某程度上是对中国传统画的排斥，因为东方文化是定性文化，西方文化追求定量，二者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绘画追求的是意境、性灵、畅神、润味和笔墨技巧，具有典型的中华民族性和文化特征；西方绘画虽然也有某些相同的追求，但他们仍然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当徐悲鸿的这一主张取得统治地位之后，他提出的“素描是一切绘画之基础”的观点开始具有明显的排它性，画界重技轻理、重术轻文的现象逐渐占据上风，“惟技术化”成为绘画的核心（注：2004-12　美术观察家　贾涛：艺术发展中的“唯技术化”与“去技术化”）。将中国画的思想架空，是中国画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几千年用于指导中国画的思想成为了中国画的桎梏，使中国画自然发展到了趋向于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及其相应的表现手法。这种状态基本持续到“文革”后，使中国绘画的发展每况愈下。这种仅从技术层面入手去探索中国画未免有“管中窥豹”之嫌，犯下“盲人摸象”难观其貌的错误。难怪中国长安画派的奠基者和创始人赵望云先生在谈到徐悲鸿先生画马时说：“悲鸿的马是洋马，不是中国劳动人民的马”。（注：1987年　方济众：《怀念画家赵望云老师》，《艺术·品位》　2006年12月号　总第3期）